山东聊城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源于立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环保规定并未是事实上对环境与人类命运的关心，基本是应景之作，甚至不能被视为宣示性的宪法文本设计，但是对于环境保护的历史来说却具有意义。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后者发端于中央，在地方成功试点后经由立法固化而定型。

如何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在国家层面推动行政审判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都是行政法学理应当聚焦的重心。另一方面，地方边缘创新的实践与区域行政审判特点高度契合。为此，必须站在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高度，通过社会信用建设倒逼政务诚信改革，努力建成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关 键 词：法治一体建设  地方试验型模式  运作机理  自主型进路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Local Experiment Mode  Operation Mechanism  Independent Approach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下简称法治一体建设)的重大命题。地方试验、中央认可、稳步推广和法治固化是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分别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基础、关键、重心和归宿。

从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的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评估认定工作进展情况来看，数百名行政法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改革经验的推广为例，在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写入行政诉讼法之前，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政策文件已经分别予以明确认可。欧盟《一般数据条例》的规范对象包括私主体和国家机关。

[11]参见叶名怡：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89—92页。（3）为内部管理的目的。2019年，欧洲数据保护专员公署（EDPS）发布了《限制隐私权和个人数据保护权的比例原则评估指引》，对数据处理的必要性与合比例性分析给出了八步骤的详细操作指引。被告未及时删除相关信息，超出了必要限度，不属于合理使用，侵害了原告的个人信息权益。

[39] 私主体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同样不能造成过度损害。[19]因而有观点认为，目的限定原则属于通过抽样或单项分析实现个人信息价值的前大数据时代。

[33]此外，如果个人信息控制者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理，第三方只能在委托目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60]相对成熟的合比例性教义学，可以为正当、必要原则提供更加精细的规范分析方法。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定位，《法商研究》2020年第3期。个人信息处理目的的合理变更应当有限度，否则将最终掏空正当原则的整个制度基础。

然而，过度要求个人信息处理目的特定、明确，可能会限制个人信息的充分流通利用，应允许适度的目的变更。在适用范围上，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对私主体和国家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另外，私主体为执行涉及公共利益领域的任务，或行使国家机关授予的职责，可以正当的进行个人信息处理。对于已经发生的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应采取必要措施最大程度消除不利影响，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以告知义务为重心的告知同意机制设计无法有效发挥实质作用，导致个人的同意面临被架空的危险，并且无法应对数据处理的多层次性与动态性。然而，不宜过度扩张目的限制原则和目的正当原则的内涵。

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间：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构建，《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工信部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发现多款APP将个人信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在净网2020专项行动中发现，多款民宿、会议类移动应用存在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5.6条e）项规定：出于维护个人信息主体或其他个人的生命、财产等重大合法权益但又很难得到本人授权同意的。正当、必要原则属于实质合法性范畴，是对个人信息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合理性评价。但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内涵与外延十分模糊，容易被滥用。关键词:  个人信息处理 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 比例原则 引言 在数字时代，如何规范日益增多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既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又有力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收集人脸识别信息，超出了必要原则的要求。

因为即使目的明确、合理，但仍然可能过于宽泛。此外，正当、必要原则可以填补个人信息处理法律规则的漏洞。

如个人信息处理者为了使政府更好地进行宏观的科学决策、具体的行政监管和个案调查，可以依法报送个人信息。（三）个人信息处理的均衡性：利益衡量 必要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应具有均衡性。

[9]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综上，不管是经过告知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还是不经告知同意的例外情形，只有符合比例原则的个人信息处理，才可能是正当、必要的。

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既能促进个人信息流通利用，也可以保障个人信息处理不造成过度损害。[47]如果某项安全保障措施有效性很强但成本太大，对个人信息处理者造成的成本同对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产生的收益不成比例，就不应当被采取。[14]参见注[1]，梁泽宇文，第16页。[39]参见张燕：警方也不可以。

为了降低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较为准确地挑选出最小损害的处理方式，必要时需要全面评估个人信息风险。[58]《民法典》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中的合理一词，本身就是比例原则的要求。

至于如何判断是否采取了最大有效性的必要措施，实际上需要进行利益权衡，应结合均衡性原则即狭义比例原则进行分析。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应尽可能特定、明确，目的表述应尽可能提供足够的细节。

三是兼具防御性期待及积极利用期待的信息，应根据场景进行处理。广义的必要原则就是传统三阶比例原则，它要求行为手段具有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3]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第12页。只要同个人达成了平等自愿的充分合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就可以按约定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23]参见商希雪：超越私权属性的个人信息共享——基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正当利益条款的分析，《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58页。为了有效保护个人信息，还需要对个人信息处理目的进行限制。

（2）个人数据被收集时的情形，尤其是关于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数据安全法》第21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综上，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目的包括公共目的和私人目的。不得高频率反复收集相关个人信息。

对于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帐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才可处理。{2}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